最近发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中，虽然部分指标表明7、8月份的财政政策发力正产生积极影响，但就经济系统整体而言，内生增长动力继续处于疲软和羸弱状态。9月财新制造业PM I仅录得47.0，创下2009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不及预期的47.5和8月的47.3。

对于凯恩斯经济刺激理论的各种措施，不应有过多的寄望和要求。充其量这仅仅是防止经济出现硬着陆、拉长转型时间窗口的缓释剂和止痛药。

最近发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中，虽然部分指标表明7、8月份的财政政策发力正产生积极影响，但就经济系统整体而言，内生增长动力继续处于疲软和羸弱状态。9月财新制造业PM I仅录得47.0，创下2009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不及预期的47.5和8月的47.3.

从结构上看，产出、新订单、就业、采购库存和采购数量等主要指标都呈加速收缩状态，这意味经济增速下行的脚步并未明显放缓。同时，市场主体对未来经济增长前景仍持谨慎甚至悲观的态度，已在信贷指标上有所显现。今年1至8月份，企业中长期信贷同比仅小幅多增455亿，而且最近几个月其增量持续处于下滑状态。国内信用创造速度收缩将给扩大内需造成负面压力。

当前，我国工业尤其是重化工等领域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PPI连续42个月为负以及与CPI剪刀差的扩大，意味着工业上游企业在产品供大于求的背景下缺乏定价权，工业行业利润水平继续下降，这必然会压低行业的投资边际收益，影响企业投资意愿以及国内信用创造能力。

这是一个反复性问题。国内信用创造速度收缩，背后是经济新旧增长引擎的转换问题。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过程中，内生动力和自主性不足是较为突出的问题，这集中地反映在长期维持的双顺差格局上。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面临的情形是经常项目逆差与资本项目顺差，即处于高速发展期的发展中国家，投资需求大，国内净储蓄往往难以有效满足巨大的国内投资和资本形成需求，资本的稀缺使发展中国家一般通过经常项目逆差与资本项目顺差等双渠道，引入外部储蓄弥补国内投资缺口。

然而，中国保持了多年的双顺差，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国内经济运行体制机制、金融市场机制等方面的重重问题。双顺差尤其是长时间资本项目顺差规模高于经常项目顺差规模，意味着通过经常项目盈余形成的储蓄输出与资本项目下的顺差形成消减之势，而事实上，在2014年我国人均GDP排位全球84位、贫困人口按国际标准超过两亿的背景下，无论在消费还是投资领域，各类经济主体的总储蓄还远高不到国内消化不了而必须大量出口的地步。这至少揭示国内经济两大深层次的问题，一是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难以得到快速以及根本性纠正，即国民收入过度向企业与政府倾斜，以及政府提供的直接惠及民生的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障性公共服务不足，使居民积累了畸形高企的预防性储蓄，导致了国内消费链条的传导极不顺畅，不得不在国内消费率只有50%左右的情况下，通过大幅压低出口产品价格、挤占国际市场份额来求得生存的空间。二是当前国内金融市场整体上仍然处于流动性总量过剩、信贷需求结构性短缺、市场分割问题凸显、价格信号对资金驱动作用不显著的状态，兼之在实体经济层面上存在的市场准入门槛横亘、行业垄断迟迟无法有效打破、企业外部交易和运行费用居高不下等问题，储蓄转换为投资、投资转换成资本的形成能力严重不足。

因此双顺差的背后逻辑是：大量商品服务出口获得经常项目顺差，被以投资回报极低的美国国债等形式存放在了国外，而同期引进的大量资本项目顺差，则成为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股权，进而在整体上形成了境外持有低回报债权、外资在华持有高回报股权的资本循环流动模式。而这种模式长期以来备受国内学者争议。这反映中国金融市场不完善，经济系统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内生动力不足，牵制国内经济内生发展动力，及经济转型升级能力。

显然，在当前面临全局性产能过剩的背景下，经济尚难以单纯借助自身的内生动力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置换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但对于凯恩斯经济刺激理论的各种措施，不应有过多的寄望和要求。充其量这仅仅是防止经济出现硬着陆、拉长转型时间窗口的缓释剂和止痛药。要真正完成经济增长引擎的转换，为今后中国经济一二十年配置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凯恩斯式刺激非但不是灵丹妙药，反而会增加经济转型升级的难度和风险，因为这类刺激是短期的，不以经济动力机制重塑为主要目标，难以真正激发起经济金融体系的信用创造激情，私人资本并不会改变其谨慎和现金为王的行为预期。

由此可见，当前要真正使经济走出增速放缓和节节回落的状况，必须推进对包括收入分配在内的经济运行体制的深度改革，一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彻底打破行业垄断和市场壁垒，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把权力关在制度笼子，放活市场。二是推进和深化国民收入分配体系改革，对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体系进行全面调整，加大对社会民生福利的投入力度，增加养老、失业方面的公共服务开支，并通过减税清费等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真正实现社会保障政府托底的目标。三是营造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市场秩序，为企业的创新创业提供低交易成本的市场环境。四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在内的法治建设，为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土壤。